2.央行拥有货币定价权的法律依据和体现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及实施外汇管理等职责。
而正如本文前面对新型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风险的分析，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紧密关系决定了中央银行必须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货币政策有明确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多元的（信贷增长、杠杆和资产价格增长等），货币政策与监管合一可能使中央银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难以评价绩效。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危机后时代货币政策在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新作用和新定位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人民银行最近几年的探索方向相互证照，也引起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此深入分析。例如，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能使银行减少贷款供给，从而增加了那些依赖于银行信贷的借款人的资金成本。例如提高短期利率会降低银行净值，并减少融资的流动性，从而对银行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引起银行贷款总量的显著波动。同时，一些借款人（如中小企业）不能找到银行贷款的完美替代品，因此，由货币政策引起的银行信贷供给变化也会对非金融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很多学者认为，货币政策措施能够影响金融中介机构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到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从而引起信贷供给在总量和风险构成方面的变化，即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
因此，由央行主导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成为现实选择这种逆周期调节既可以控制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可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促进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发展金融市场的含义之一就是要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
就像张维迎教授曾说到，几十年前，他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长大，捞河炭曾是他老家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到黄河大水一退，人们就争先恐后冲向河滩，用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如果妻子自己没有找到买家，则需接受丈夫的买卖安排。许多朋友对金融有兴趣，是因为这行当赚钱多，是一门具体的手艺、技能，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饭碗，而且如果你做的好，还真的能够改变社会、改进许多人的生活。第二，如果已订婚的男孩不幸去世或者婚后去世，女方则自动转为男方最年长的兄弟作妻子。
英国历史学家汤姆逊在《买卖妻子》一文中，研究了1760年至1890年间300多个英国卖妻案例。这也是人类许多社会都曾经有卖妻习俗的原因。
账簿的这项内容给我的冲击很大，因为虽然以前听说过、小说里也看过历史上人不被当人看的故事，但没有见到过这么具体地把人作为物品买卖、处理，而且还把人作为买过来的资产放在资产负债表里，年复一年地记录下来，一直到女婢被卖掉或死掉为止。所以，不太奇怪，印度父母利用女儿婚姻来建立跨期信任关系，并通过把女儿外嫁的尽可能地远，以此来最大化分散收入风险的效果。按照芝加哥大学的Rajan和Zingales两位教授的说法，发展金融市场的意义在于把原来只对贵族开放的俱乐部，变为对所有人开放。私人部门信贷每增加1%，收入分配基尼指数降低0.31%。
早在公元前1700年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制定为了丈夫还债，可以卖妻。（4）买卖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价格。马来西亚的情况也类似，迁居主要是因为婚姻发生，而且70%左右的婚姻迁居都是在收入水平基本相当的村落之间，不明显追求高富帅。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中国长期有买卖妻妾、租妻典妻、将人视为资产工具的传统，印度、泰国、非洲、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也都曾经有甚至现在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现代社会跟传统农业社会的差别：金融市场是到近现代才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发展起来，中国是到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才开始引进保险以及其它现代金融市场，真正发展起来还是20世纪后期的事。那里的商品交易原来还没有货币化，也没有货币，所以价格以多少只山羊计算。
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犹太教文献中，在谈到娶妻时通常用买妻、购取妻子这样充满商业交易的话语，所付价钱或财礼都归女方父亲。前面说到，灾荒风险发生时，农业社会的普通人会被迫卖妻女、卖地求生存。
（5）卖方把草棍和妻子交给对方，收到财礼，交易完成。同时，考虑到中国股民毕竟不到一亿，有股票投资的家庭不到1/4，制造股市繁荣的结果只是让部分人更富，让多数人更穷，恶化收入和财富差距。金融实际上对于穷人更加重要 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社会，人们都容易有一个本能的反应：金融只是给富人服务的，跟穷人没有关系，而且金融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耶鲁大学同事Rosenzweig教授多年对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印度父母喜欢把女儿外嫁很远，平均嫁出去的距离是30多公里。所以，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好是能够在不同地方的村民之间进行跨期收入互助互换，让甲村受冲击时乙村人会给予补偿，乙村遭遇风险冲击时甲村人会补偿，由此提升各村各户的总体福利。这包括丈夫不喜欢或者出现生活资料短缺时，妻子可被丈夫单方面决定当作商品、资产卖给别家。
因此，如果被卖妇女生有小孩，则小孩要与母亲一起卖给对方。对于清代卖妻场面，历史学者赵晓华是这样描述的：闻有各女人领进，请端视，而买客或则嫌瘦，或则嫌病，或则嫌粗，纷论不已，一若看货讲价者。
传统农业社会的平均产出水平不高，但在一般情况下不至于饿死人，而只有在他们面对灾荒等风险事件挑战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被迫卖妻卖女。而且即使买得起，其保险属性也不一定很强，因为在大家都面对灾荒事件冲击时，这些东西的价格可能跌得太多，其高价位也可能使其有价无市、缺乏流动性。
我母亲9岁时，她父母家太穷，就以童养媳身份嫁到我父亲家。而对金融的过多政策干预则反之，扭曲资源配置，给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也造成更多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差距。
而如果有遍及全国的保险公司去设计并销售这种专项保险品，那么，保险公司只需要每人收取1.1元的保费即可，三口家庭只需要支付3.3元即可达到保险的效果。张维迎教授就纳闷了：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有了对未来收入做贴现、定价的机器，因为股市从本质上是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提前定价，也让股权所有者能把未来收入预期变现，这跟传统银行根据既有资产即过去收入做借贷定价，形成明显的对照。从这个意义上，在没有金融的传统社会里，儿子可以提升家里食物收入，但不能帮助家里跨地区分散多少收入风险，而女儿的婚嫁却可以帮助降低家庭的收入风险冲击。
这就是金融的普惠性所在。一个小孩通常的定价是4只山羊。
——所以，不要说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西欧，每次政府要强化对金融行业管制时，包括对金融行业限薪、加税，社会总是一片欢呼，觉得是政府帮他们出气了。我母亲的选择和我们观察到的很多新娘的选择，基本上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而且在众多农业社会都一样。
正因为这一点，《大清律》虽然禁止买卖妻子、租妻典妻，但还是明确允许丈夫在一家面对生存挑战或还不起债务时把妻子卖掉变现。多子多富，多女则多福。
而且只有支付完山羊，婚姻才算成立。但是，Rosenzweig教授发现，1981年印度人口普查时，因为寻求高收入而从农村迁居城市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2%，而村与村之间迁居的人却占总人口的30%，其中80%是妇女外嫁所致。没有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时，人类就只好在人身上打主意了。非洲的妻子交易风俗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又如，据《续碑传集》卷49《罗天鹏传》记载，清朝嘉庆时高官罗思举，在年轻时得奇病需3万钱治病，无钱可出，只好将妻嫁卖，筹集病资，病愈后投军立功而成为高官。这些愿望很是良好，前提当然是股权的定价比较精准、反映各公司的实际基本面，否则，如果股价全面悬空、背离基本面，靠错位的股价引导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纠正经济结构、改良金融结构的目标，而且还会本末倒置，制造长久后患，给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把本来可以投入创新的能量和投入实业的资金也都转向炒股。
子女的婚姻可以帮助降低家庭的生存风险，这是好处。为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层想从企业财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经济结构这一链条破解问题，也就是通过催化股票价格吸引众多社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让企业在资本结构上增加股权融资的比重、减少债务占比，以达到所希望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的效果。
（2）卖主往往主动地大声吆喝：你们谁买媳妇来。一般而言，男方家给女方家平均支付100只山羊，一旦支付完山羊，婚约即确立。
留言0